四是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既要根据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改进加强行业部门监管，同时要重视依据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则有序推进，从而协调监管动态加强完善与发展预期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三，地产商的资金被全面纳入监控。2019年，我国的赤字率是2.8%，为什么到2020年就变成了3.6%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收入大幅度减少，支出大幅度增加。

但是，科技就是科技，不能把金融利用科技看成科技本身，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那么新的楼盘，一方面是当地人在买，另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有很多人因为限购政策，也转移到小地方去买房。任何企业在逐利的过程中，都要注意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协调。尤其是2015年以后，大量地产商下沉到了四、五、六线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房产存量已经足够。开发商热衷于购买保险公司，因为用保险公司的钱等于没有成本。

我想，可能有好多城商行、农商行迫于压力，会支撑不下去。因此，金融科技的说法是伪命题。其中，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

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部门提出了全局性、系统化和综合性服务需求，也对应着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金融系统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对接需求，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强化金融服务供给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个要求着重强调的是体制顺畅和稳定保障的任务目标。数字金融要服务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经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要构建匹配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在普遍性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深刻汲取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基本遵循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着重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任务，妥善处置现代化进程中重要领域的风险或社会矛盾，比如科技创新、城市扩张、消费升级等领域。

二是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中国式现代化还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特色化要求。第二，金融可得性，即居民和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度，考察的是金融服务供给覆盖面，其中也包括境外金融服务的需求匹配。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部门必然要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结构，保障金融稳定，有效对接匹配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需求。

四要实施高水平金融开放。要统筹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传统工具和创新工具、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坚决保障币值稳定、更多关注充分就业、加力加码金融稳定、有效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和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阐释中，多方面涉及金融体系及其功能的发挥。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强化基本金融服务。着重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在内外市场链接和内外资源统筹上，通过更多的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机构与产品、业务与数据等，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水平。具体而言，一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在着力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同时，统筹协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改革进程，着重防范全球债务风险，警惕内外风险引发共振，坚决守住金融安全红线。从人口规模讲，我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比所有实现现代化国家人口总和还多的现代化，我国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非常显著，这对于收入、财产、财产性收入以及共同富裕等都是重大的约束条件，并且个别差异或分化还有扩大的可能。资本要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要素参与到资源配置之中，金融部门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注重顺周期效应、宏观杠杆率高企及其流动性风险，在空间维度上注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灰犀牛威胁，有效降低资产负债表关联性和复杂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四是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着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匹配不同经济主体债务性和权益性融资需求，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提供更多相对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以匹配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金融需求结构。

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着力通过数字金融发展来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质效，进而提升我国金融系统的创新服务力和国际竞争力。三是注重资本要素的监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在特色化上，中国式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追求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三是要适应金融系统国际化趋势。

金融需求和金融服务的有效匹配是建立在完善的金融体制机制基础上的，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第一，金融深度，主要考察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规模与能力，关键变量是对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的服务需求。

数字金融的服务供给需要适应三个趋势的服务需求：一是要适应服务对象数字化趋势。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系统的首要任务是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和特色化金融服务需求。第四，金融系统稳定性，主要考察金融机构与市场的稳健性以及金融服务需求匹配的稳定性，包括在主权视角下的金融稳定和系统安全问题。这里也包括对跨境金融服务的深度需求

生态资本度量有进步，但与普遍可用还有较大距离。而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超过预期的增长动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碳冲击只是发展约束条件改变后刺激创新的一次机会而已。

基本思路应当是，这部分收入应当用到碳中和进程中去，比如，个人和企业出售碳排放权后的收入，可以专用于购买低碳绿色产品，从需求侧激励绿色消费。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把双碳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确实是一个很有吸引力、感召力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

节能一般意义可以理解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降低成本，与原材料、运输、仓储、人工等降低成本含义并无二致，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产出，寻求单位产出成本之比最低。我们经常讲的节能减排、节约优先等，大体上相当于这种类型的减碳。

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主要局限于已有的技术和产业框架内，即便有技术创新，也属于所谓改进性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创新。率先建立这套机制的地区，对低碳零碳产业更有吸引力，将形成招商引资的新风口，尤其是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优先发展包括绿色低碳高载能行业在内的新型绿色产业，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和经济增长新动能。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成本冲击，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以极大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能力。

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应该也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即使没有双碳压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碳领域也会进入数字化转型，但过程可能相对缓慢。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和碳税是碳价的两种主要表现方式，由此而形成收入如何使用，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当我们讲到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时，讲到双碳目标时，对原有模式的修补是远不够的。

增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减低全局碳排放强度，存量部分的碳替减则可降低全局碳排放总量，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体制机制政策创新。